2月14日，在印度班加罗尔耶拉汉卡空军基地举行的第15届印度航展上，观众从一处航展标识背景板前经过

文/倪红福 王晓星

编辑/马琼

　　在全球化加速和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韧性竞争”逐渐成为国家和地区间竞争的主流形态。这一竞争形态的核心，从过去单纯依赖自然资源、经济规模或军事硬实力，转变为各国和各地区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环境中，如何通过系统集成能力、创新生态建设以及对全球价值链的优化布局来保持长期的竞争力。

　　当面对外部冲击与内在转型压力时，韧性竞争能够支撑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高效的创新体系支撑、开放协同的产业结构与制度环境的持续完善。

　　在这一新格局下，塑造强大的创新生态系统并提升营商环境的吸引力，成为各国在韧性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路径。

　　创新生态不仅关乎科技研发本身，更是政策、资本、教育、文化和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韧性也不只是“抗风险”的能力，更是“化危为机”和“可持续成长”的表现。当前，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趋势愈加明显，呈现从“效率优先”向“安全可控”和“弹性优先”的转变。谁能够率先适应这种变化，谁就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战略制高点。

美国：系统集成与全球价值链的强势引领

　　美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之一，其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得益于政策引导、资本支持、教育资源与法治保障的系统集成。

　　美国政府近年来陆续出台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重要立法，分别在基础科研、关键技术、人才培养、制造业回流等方面加大投入。这些政策既体现了美国对技术主权的高度重视，也体现出以制度手段巩固国家韧性的战略意图。

　　这种通过立法和财政引导来协调国家创新资源配置的做法，有效整合了联邦、各州与企业的创新力量，旨在确保美国在核心领域保持战略优势。

　　其中，硅谷是美国创新生态的核心代表，其成功离不开高密度的科技企业聚集、活跃的风险投资环境和斯坦福大学等一流高校的技术输出。这里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支撑的“创业—成长—退出—再投资”的创新闭环。这一生态具备显著的高风险容忍度特征，长期推动了科技快速迭代与商业模式不断演进，也成为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持续领先的动力源泉。

　　与此同时，政府机构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也在提供基础科研和标准制定方面发挥着支撑作用，形成公共与私营部门深度融合的创新机制。

　　在全球价值链布局方面，美国企业普遍采用并购整合与技术输出相结合的模式，巩固其产业链高端环节的优势地位。比如，以苹果、谷歌、特斯拉等为代表的科技巨头，通过全球采购、分工生产与本土研发相结合的方式，构建起全球协同的产业体系。这不仅增强了美国企业的全球抗风险能力，也带动了全球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协同发展。

　　同时，美国在高端芯片、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根部技术”领域保持强势主导地位，使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具备“难以替代”的系统性影响力。

　　然而，美国近期推行的关税新政等贸易保护主义举措，犹如在全球创新生态中筑起高墙，其震荡波正重塑国际科技合作版图。当加征关税的杠杆撬动全球产业链时，不仅割裂了技术要素的跨国流动，更催生出区域化、碎片化的“创新孤岛”，迫使各国在自主可控与开放合作间艰难权衡，这种人为制造的“技术藩篱”或将延缓全球科技协同创新的进程。

欧洲：从“地平线”到“区域创新谷”

　　欧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的代表，其在推动跨国创新合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自“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计划实施以来，欧盟不断加强科研投入与技术协同，形成以国家为节点、城市为平台的区域协同创新网络。

　　欧洲创新理事会等机构的设立，进一步整合了欧盟各国的科技资源，强化了跨国项目的统筹与资助能力。欧洲在人工智能、绿色技术、数字主权等领域正积极谋求全球领先地位，努力从“技术依赖”走向“规则制定”。

　　在区域布局上，作为“新欧洲创新议程”（NEIA）的一部分，欧盟已将欧盟的151个地区确定为“区域创新谷”，通过“地平线欧洲”的“欧洲创新生态系统”计划、欧盟研究与创新计划和欧洲地区发展基金的“地区间创新投资”计划，提供1.16亿欧元支持区域创新谷。

　　“区域创新谷”通过集聚欧洲不同创新水平的地区，联系这些地区的主要创新参与者，以加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缩小欧洲内部的创新差距，提升欧洲整体创新水平。

　　同时，欧盟还高度重视营商环境的法制建设与行政改革。尽管欧盟各成员国法律体系各异，但近年来“欧盟公司（EU Inc.）”的制度构想应运而生。该构想旨在通过统一注册、报税和审计流程，消除成员国间的制度壁垒。这项改革试图通过简化跨境经营程序、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进一步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

　　此外，多个欧盟国家设立了具有高效率服务能力的科技园区与孵化器，为初创企业提供融资、法务、技术等综合支持，提升创新活动的可持续性和跨境扩展能力。尤其是在绿色转型和碳中和背景下，欧洲的创新生态正逐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度融合，展现出“制度驱动+技术推动”的双轮效应。

2024年9月24日，观众在德国汉堡国际风能展上参观

　　然而，欧洲创新生态的深层整合始终面临地缘政治裂痕与制度分散化的双重掣肘，这使得欧洲在追求创新一体化时，不得不在超国家整合的雄心与成员国自主性的现实之间，寻找脆弱而微妙的平衡点。

全球南方：价值链重构中的崛起力量

　　在多极化趋势日益凸显的全球格局下，“全球南方”国家在价值链重构中的角色愈显重要。这些国家普遍面临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技术积累不足等结构性制约，但也因此展现出更强的制度灵活性和结构调整意愿，成为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和价值链重塑的重要承接地。

　　通过因地制宜的政策设计和国际合作机制，“全球南方”国家正逐步摆脱依附型发展路径，尝试打造自主可控、具备本地嵌入特征的创新生态体系。

　　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代表，创新生态建设表现出鲜明的政策引导特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等战略，构建了一个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从高端制造到数字基础设施的系统布局。这些规划不仅明确了国家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还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创新基金等方式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深圳、北京、杭州等城市，聚集了华为、腾讯、小米、阿里巴巴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企业，形成了产业集群与科研网络高度融合的“城市创新体”。这些创新高地通过构建高端人才引进机制、建立开放孵化平台和优化营商审批流程，实现了科技、资本与制度的高效整合，成为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创新合作，拓展全球创新链布局。通过在东南亚、非洲、中东欧等地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和科技园区，以及设立中外联合实验室、科技文化交流平台等形式，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科技协同。这些合作不仅促进了技术和人才的双向流动，也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参与度和规则塑造能力，从“参与者”逐步转型为“引导者”。

　　印度以“数字印度”（Digital India）为战略核心，通过建设数字身份系统、支付平台和通信基础设施，快速推进数字基础设施普及。“Aadhaar”身份识别系统、统一支付接口（UPI）等重大项目，为印度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基础支撑。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作为全球知名的IT服务与外包中心，涌现出大量初创企业并吸引跨国公司纷纷设立研发机构。

　　印度政府在推动教育、鼓励创业和吸引外资方面也推出了多项配套政策，形成了一个日益成熟的科技创业生态。尤其是在金融科技、电商平台、远程医疗等新兴领域，印度本土企业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与扩张潜力。

　　非洲部分国家也出现本地化创新的新趋势。以肯尼亚“支付宝”——M-Pesa移动支付系统为例，其移动金融服务填补了传统银行体系的空白，提升了低收入人群的金融可达性。该平台通过低门槛、低成本的运营模式，构建了一个覆盖城乡的金融服务网络。这一基于本地需求、轻资产运营的创新模式，显示出非洲国家在数字化背景下突破路径依赖、构建本地韧性生态系统的潜力。

　　尼日利亚、卢旺达等国家通过建设科技孵化中心、发展数字教育和鼓励创业投资来推动创新生态的本地化发展，逐步构建起以“数字先行”为主轴的价值链参与策略。

营商环境优化：全球价值链进阶的实践图谱

　　营商环境的优化已成为提升国家创新力和吸引外资能力的重要支撑。制度透明、政策稳定、服务高效是构建良好营商生态的基础。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还能有效吸引全球资本、人才和技术资源的流入，进而增强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综合竞争力。

　　新加坡在这方面的经验尤为突出，其政府以高效率、法治化、少干预而闻名，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将亚太总部设立于此。新加坡同时提供税收激励、签证便利和教育医疗保障，构成系统化的人才引进与企业发展支持体系。城市国家的规模优势与政策灵活性，使其能迅速响应全球市场变化，构建起高度国际化和数字化的制度环境，长期在全球营商便利度排名中占据领先者地位。

　　以色列作为中东的创新高地，其成功之道在于实现了“教育—军工—风投”三位一体的体制融合。国家通过早期科技军工投资为技术研发打下基础，随后通过私营部门的活跃投资实现成果转化。以色列的高等教育体系尤其重视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人才培养，军队经验又为青年技术人才提供了实践基础。

　　目前，以色列在基础研究、初创孵化、科技金融和海外扩展等方面，已构建起一套完备的产业链条，其创新生态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特拉维夫等城市已成为全球创投网络的交汇点，是中东地区少有的科技外溢型经济体。

　　此外，一些新兴经济体如阿联酋、爱尔兰、马来西亚等国，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国际认证体系等方式，不断增强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吸引力与提升节点价值。

　　比如，迪拜、阿布扎比的技术特区和物流自由港口，为企业提供了高度便利的投资条件；爱尔兰以低企业税和欧盟市场准入双重优势，吸引了谷歌、苹果等在此设立欧洲数据中心；马来西亚积极发展数字政府，并出台一系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试图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率先筑牢可持续的数字经济基础。

　　这些国家普遍注重制度的国际兼容性、政策的可预测性与基础服务的全球标准化，逐渐形成以“制度型吸引力”为核心的新一代营商生态系统。

　　未来，更多的国家将根据自身优势，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路径，主动参与全球创新网络与规则体系的建设，增强本国在全球韧性竞争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与持续发展能力。同时，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技术裂解、市场碎片化与地缘政治冲击等挑战，持续提升制度应变能力与创新资源整合能力，将成为一个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

　　（倪红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低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晓星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讲师）